他山之石
公证,离别30年,你可安好?
时间: 2019-06-15 来源:北京市长安公证处
作者在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工作期间
前不久,收到上海公证人蔡煜的一本书,书名叫《中国公证史编年》。粗粗翻了翻,其中有几点特别引人注意,一是现代公证出现在中国可以至少朔源到1902年,青岛是最早有公证人的城市;二是晚清、民国、汪伪、陕甘宁边区和早年共和国都有大量公证史料;三是公证人中也有一批革命志士、著名法学家等杰出人物。这为研究公证制度,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基础。后生可畏,这位年青公证人令人敬佩和刮目相看。
公证,对我来说,是步入法律生涯的“初恋”。我的近40年的法律工作中,前9年是与公证相遇相识相伴的。有趣的是,阴差阳错,我后来却与律师走到了一起,并且“白头偕老”,直到退休。
蔡煜以及那本书的出现,不禁勾起了我对公证的回忆,忍不住想看看昔日的“初恋”,心中暗暗在问:公证,离别30年,你可安好?
我是1980年5月到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工作,并安排在公证管理处。当时,我的处长陈六书,是50年代司法部的老人,风度翩翩,和善儒雅,一手漂亮的钢笔字。副处长刘润芬来自外交部领事司,是位老大姐,名门之后,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。80年代初期,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月。公证如同深藏闺房的姑娘,缓缓步下了厅堂。在老同志的领导下,大家思想解放,齐心协力。自然,困难不少,但是,大家都很努力,希望开创一个公证工作的新局面。记得那时公证队伍发展较快,到了1989年前后,全国已经有近万名公证人了。那时,律师专职有2万来人,兼职1万来人,总共3万多律师。相比之下,从人数上看,公证与律师有差距,但尚在合理区间。
刚到公证律师司时,我一心想去搞律师工作。没想到,却分配到了公证管理处。有意思的是,当我进入工作角色之后,却发现公证工作也是别有洞天的。工作,我还努力,算是及格。学习,我是下了功夫,这是应当的。当时的陈六书处长是公证的“活字典”“教科书”。他带着我反复切磋,合作编写了《公证知识》简易读本,是他把我领进了公证之门。1982年5月刘复之来到司法部担任部长。他长期在公安系统,对公证似并不熟悉。但是,他立即要求公证管理处向他介绍公证的历史,性质和作用。当时,我也参加了资料的汇编和撰写。刘部长上任就抓学习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 老同志,老领导的言传身教,让我认识到,认真学习,有厚实的理论支撑,公证才能行的正,走的远。我积极参与推动举办了公证理论研讨会。后来,我还随朱乐群副司长到加拿大魁北克省和法国考察公证,这都令人耳目一新,受益良多。我曾写了不少文章,分别发表在《法学研究》《法制日报》等报刊上。可以说,经过了朝夕相处的9年,我与公证有了心灵上的交流,萌生了不解情缘。
“ 向来情深,奈何缘浅”。1989年初,由于个人原因,我暂时离开了公证工作。不久,就改行从事了律师工作,直至退休。“自从别后难相见”。与公证一别,就是30年。
如今,改革开放给公证带来了什么变化?我亲历了律师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,思忖着公证也会有着巨大的改变。
衡量一个行业的变化发展,最简单的标准莫过于看看它的从业人数的变化。于是,我立即上网搜索。遗憾和不解的是,全国公证人1988年为9214人,1998年为13006人,2008年为22284人,2018年为13330人。可以说,30年来,公证人数量经历了一个微弱增长又急剧下降的过程。30年来,公证队伍似乎嘎然停止了成长。
相比律师人数在这30年中的飙升,公证人数的“休眠”,很是让人揪心。 1988年,全国专职律师2万余人,兼职律师1万余人,共约3万多人,是公证人数的3倍左右。如今,律师已经达到42万余人,与1988年相比,增长了14倍;是公证人数的30多倍。
诚然,公证与律师性质不同,公证人数量的增长受到地域配额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。但是,30年不变,以及如此之低的公证人数量,无论何种理由都无法给出合理解释。
的确,公证人的数量主要按照地域配额调整。但是,这种配置会考虑到人口数量与公证人的比例。目前,我国13亿人口,共13300公证人,平均10万人/1公证人。而法国平均人0.7万人/1公证人,意大利平均1.2万人/1公证人,荷兰平均1.3万人/1公证人,加拿大魁北克平均0.22万人/1公证人。与上述国家相比,我国人口与公证人之比太低了。当然,有人会说,法、意、荷、加等都是发达国家,无法相比。那么,看看俄罗斯。俄罗斯规定公证人的比例为大城市1.5万人/1公证人,省城为2万至2.5万人/1公证人,其它地区为2.5万至3万人/1公证人。显然,俄罗斯也远远高于我国。
的确, 公证人数量与经济发达程度和个人财产多寡也有着密切关系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。1989年,我国GDP总量约为1.7万亿元人民币,人均GDP为310美元。到了2018年,我国的GDP总量为90万亿人民币,是1989年的52.4倍;人均GDP为9509美元,是1989年的30多倍。遗憾的是,30年来,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和人均财富的井喷式增长,却没有带来公证人数量的丝毫变化。
我与上海别有情缘。再拿上海这样的中心大城市来说,1989年,GDP为696亿人民币,公证人为 292人 ;2018年,GDP为3.27万亿人民币,公证人407人。上海市2018年的GDP是1989年的46倍,而公证人仅仅是1989年的1.5倍。显然公证人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。2018年,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3.5万元人民币,约2万美元,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,但是,上海仅有公证人407人,平均5万人/1公证人。虽说上海公证在全国来说是名列前茅,但是,这还是大大低于俄罗斯法定三级标准的最底线。
看看这些数据对比,尽管似乎与我在职时期无关,但是,在不解,困惑之时,内心依旧泛起阵阵隐痛和自省!更令人惊讶和沮丧的是,目前公证队伍已是“万般哀怨,一种离愁”,人员还在继续流失……
没想到,真的没想到,30年之后,再相遇,环视一下周边的公证人竟是“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”。这令人唏嘘不已,真是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欲语泪先流”。
作者赵霄洛先生
30年来,尽管公证人素质,办证数量和收费总量,都有些许提高。但是,公证人队伍没有增长,这说明公证工作没有发展,公证工作的改革没有搞好!目前,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。可以说,公证工作已经错失了迅速发展的机遇期!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。公证这30年的止步不前,势必给公证长期发展带来深刻危机,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历史伤痛!
为什么我国经济体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,而公证人数量却没有明显提高?为什么改革开放带来了律师、会计师等行业的突飞猛进,而唯独公证行业却踟蹰不前?为什么公证工作一直在改革,可是改来改去,却没有带来什么大的变化?
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这些问题,我们这些曾经的公证行业的老人自应不予置啄,而应当由公证工作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来回答。不过,我爱故我思。谈一点点对公证理论的思忖,应当算不上对公证工作的置啄。
当前,面对公证人员的持续流失,采取积极措施,最大限度的调动公证人员的凝聚力和积极性尤为迫切,这也是政府管理公证的出发点的和核心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指出,应当在什么是个人的自利性奋斗,什么是政府的管制等功能中,寻找到哪里才是精当的"黄金分割线”。我们应当借助萨缪尔森的提醒来认真思考一下:公证与政府之间的“黄金分割线”在哪里?政府对公证的管理界限应在哪里止步?政府怎么样可以管的少又可以管的有奇效?
必须指出,正确认识公证人是划分公证人与政府之间的“黄金分割线”的前提。公证人,我是谁?这道公证人的斯芬克斯谜语,似乎依旧需要破解。
10多年前,我曾读过恩格斯的著作《英国状况—评托马斯.卡莱尔的“过去和现在”》。该文不仅破解了“我是谁”这个人类的斯芬克斯谜语,同时,也为我们破解公证人的斯芬克斯谜语提供了思路。
依据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思想脉络,人的本质的唯一本源就是人的生产和物质关系。当然,公证人也概莫例外。我们只有从公证人的生产与物质关系中,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公证人。公证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也不是人们主观臆造出来的,而是社会生产进步和分工产生的。公证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,它的本质是与它直接相关的社会和物质关系的总和。具体的说,这个“总和”就是:公证人怎么向客户提供公证服务,并通过交换获得赖以生存的报酬,以及这些报酬在内部的分配方式。公证服务具有国家授权的独特性质,国家通过规定必须公证事项和公证人区域配额制,以保证公证人的基本收入和防止过度竞争。除此之外,在公证行业中,所有制、交换、市场、经营等等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,盈利始终是行业发展的原动力。对此,我们必须坦率面对,并做出合理和积极的引导。同时,这个“总和”决定并制约着公证人的法律制度、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等。如果不承认不尊重、甚至随意扭曲公证人的本质及其特征,那么公证人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源头活水。
“三十年间更一世”。如今我已经退休在家,颐养天年。这次与公证的短暂相逢,也只能是“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”。容易伤感,这或许正是老年人的通病。写完这篇短文,也算是与我的“初恋”——公证的一次阔别多年的握手、拥抱和深深的祝福。
公证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应当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。在欧洲,尤其在拉丁语系国家有着稳定、坚实和完善的基础,并为现代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做出过重要贡献,受到了普遍认可和尊敬。若论法律体系,我国的法律体系似乎更接近于拉丁语系国家的成文法体系。况且,我国传统上就流行“产业交关少不得立个文书,也要用着个中人才使得”的传统习俗。因此,公证在我国应当具有发展的空间、土壤和前景。关键是要等到那个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机缘和契机。放眼历史,公证“花落自有花开日,蓄芳待来年”!
祝公证好运!祝公证同仁们lucky!
2019年6月10日